（原创，禁转）

1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是中学读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对他的印象是：在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的解放战争年代，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被美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扶持的驻华大使，一个反面角色。“司徒雷登”也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因为喜欢历史，后来看的书多了，慢慢改变了一些印象，直至近日看到新闻：司徒雷登魂归杭州，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的遗愿。逝世46年后，这个遗愿终于得以实现。和安葬在杭州的其父母及弟弟一家团圆了。

2

司徒雷登的父母父亲司徒约翰和母亲玛丽均为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开始传教并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和创办女子学校。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从小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回到杭州，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还参与了父亲曾经努力过的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

老人们忆起，都说司徒雷登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着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

司徒雷登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人，今天，他总算回家了。

3

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今天北京大学的一部分）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19～1946年）。

司徒雷登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重金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插曲：未名湖畔，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也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谁说书生弱无骨，且听燕园风似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共同抗击侵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之际，燕大毅然选择了留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司徒雷登说，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的事业和使命。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张，从以前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到1938年7月录取新生605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到1941年，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128人。

燕京大学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不与占领当局合作，选择燕京大学就意味着拒绝奴化教育。这样一来，燕京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

抗战期间，沦陷区的燕京大学成了躲避追捕、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筹措抗战物资和拒绝奴化教育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从1940年起，根据司徒雷登的安排，很多国共地下工作者因为燕京大学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如刺杀汉奸周作人的燕大学生，就得益于司徒雷登的保护而成功脱逃。

司徒雷登同时还将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改变成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才，并校方承担全部路费，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输送到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到延安后，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设计制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用一口正宗的牛津腔英语，不断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战场的捷报。司徒雷登的学生在后来遍及世界各地，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包括后来新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

司徒雷登和他的师生们频繁设法为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代购战争物资；为匆忙撤出平津的29军遗留来不及搬运的整整6个皮箱的军用器材利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赠给平津附近的八路军。等等。

更难能可贵的是，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司徒雷登坚决拒绝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他拒绝占领当局承担人选和经费，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宁可关门也不牺牲学校的独立性。当时燕京大学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占领当局派了一个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询问燕大是否接受日本方面的一笔可观的补助年金，司徒雷登一口回绝。占领当局对司徒雷登的嫉恨因此与日俱增。一天，校园里发现了一枚炸弹。司徒雷登相信，这是日本人用来恐吓他的。他的回答是：“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1941年12月8日，在沦陷区坚守了整整4年的燕京大学被迫暂告中止。司徒雷登和30多个燕京师生被关押4年之久，然而，没有一个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4

1946至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司徒雷登回国途经冲绳岛时,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然而到美国后即被告诫：避免与公众接触，孑然一身，闭门不出，形同软禁。他晚年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司徒雷登到死也一直关注着中国。

司徒雷登卧床不起时，留下两个心愿：“物归原主”和“魂返燕园”。他早在1954年预感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时写下遗嘱，把自己的全部文件赠给在中国时就一直追随的亦父亦子的学生兼助手傅泾波，并要求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北京未名湖畔他妻子墓穴身旁。

司徒雷登华盛顿的葬礼是在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声中结束的，当时有几百名燕大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为这位尊长送别。

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授予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

46年后，司徒先生虽然未能如愿回归燕园与夫人合葬，但安眠在父母身边也可以了却这位杭州荣誉市民魂归故里的心愿。

5

司徒雷登，曾被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以夹着尾巴逃跑了的侵略者形象嘲笑一番而在中国家喻户晓，乃至他在中国的名气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诚然，其实仔细看毛泽东该文，文中也没有贬嘲司徒雷登，而只是来讥讽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已。

想起2006年在《中国青年报》看到《尽可能还原语文课文的本来面目》一文，欣然。了解完整的历史，还历史一个完整，理性而人性地尊重这一段历史，用不同角度不同时期的看，是人性的一种高尚。

北京大学今天能有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1952年与北京大学合并。）而傲立中国名校之茅，与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教育的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我们能够接受李敖为被曾经骂为反动文人的胡适捐款塑像，而今也再次和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握手，何况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司徒雷登呢？何况北大校训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正更应该么？

6

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回到中国安葬，魂兮归来，别了的司徒雷登叶落归根了。